邹骥从发展路径创新的视角来谈"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问题。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碳中和"，并把它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观测和原理已经表明气候的变化；二是气候变化带来了诸多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个是全球性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三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要采取很多措施，其中"碳中和"是最基本的重要措施；四是我们既有的现代化的目标，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我们一堆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五是中国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是高度重合的。

此外，邹骥还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轨迹具有的历史特征出发，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以较低的峰值水平和人均收入及较短的平台期达峰，这是中国做的一个前无古人或者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二是以较短的时间或较快的速度（较快的结构转换速度和技术创新周期）达到"碳中和"，过程很艰苦但又是必须做的。

对于"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协同效益可以助力现代化的进程方面，他从四点进行了说明：一是提高能源与资源效率是双碳的首要贡献者，可通过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撑长期增长动能；二是绿电驱动的提高工业、建筑和交通电动化可摆脱环境约束，提高能源服务品质，替代油气进口，缓解能源进口安全压力，替代的进口油气外汇更多用于引进人才、购买技术和服务的开销；三是高品位空气质量协同效益（为老龄化社会脆弱人群提供符合WHO指导值的低健康风险空气质量）；四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低碳转型相向而行，减少未来贸易和投资冲突战略风险，提供对冲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稳定剂。

在"碳达峰"发展路径创新的优势与劣势方面，邹骥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优势方面可以归结为五大方面：一是全球化的投资、贸易和技术转移溢出效应。二是技术产业化能力，中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塑造供应链的能力。三是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显著。四是庞大市场规模稀释成本的能力。五是举国体制（金融体系和国企）在改变能源供给结构方面的独特能力。劣势方面则是需求侧响应渠道不畅、堵点多，提高效率实现动力不足，并通过数据分析，对各地方"碳达峰"进展进行了分组及全国"碳达峰"的进度进行了判断。

他表示，整体而言，预计大约在2025年前后，中国大概率的会达到峰值。而还有争论2030年达峰拖到2029年12月31号、或者认为峰值越高越好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应该主动尽早达峰，才能为更难的碳中和留出更多的时间。对于低碳转型的驱动因素，大道至简看四个主要指标，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均GDP和人口。

对于产业与区域发展的含义。邹骥表示，首先，从能源产业来看。一是改变中国能源版图，因地制宜解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二是通过市场迭代加快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技术学习曲线下降速度；三是煤炭转型，这是核心，中国特色从散煤（居民取暖、中小企业等）和工业过程煤（做水泥、炼钢、炼铁等）起步，严格控制电煤增量，减少资产沉淀和锁定；四是低碳城镇化（建筑和交通），在都市圈和乡村低矮新建建筑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走向柔性建筑或虚拟电厂，构建绿电驱动的轨道交通体系，在东部大都市全面推动交通电动化，优化交通体系；五是传统高载能制造业数字化融合以提高能效和非碳工艺转型。

邹骥还表示，新增长的逻辑是改变财富构成，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制度保障。一方面的逻辑是要提高碳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占比。如果说过去40年，在房地产钢铁汽车建筑这些方面，是支撑增长的主力军的话，那么未来40年绿色低碳发展它将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里边的逻辑就是：要树立更严格的目标划定，碳资产边界；向市场主体有偿分配碳资产产权；培育碳市场交易碳资产，发展碳金融，发现炭价格；刺激低碳投资和技术创新。另外要确立碳资产产权地位和制度基础，培育碳定价的机制，这里边包括碳市场也包括碳税交易体系。还要发展和建设政策基础设施：信息与规制，像数据、报告核查等等。还有发展两类政策体系：一是行政命令、规制许可；二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比如控制减碳成本的碳税体系（分散排放源），控制碳总量的排放交易（集中排放源），发展碳金融。之所以做这些都是为了上游可以完成减碳目标，对下游进行刺激激励，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让碳价水平高于减碳目标，当你高于的时候，它去减碳就有利可图，减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碳目标。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确立所涉及的社会层面极其广泛，早已超越了能源、交通等具体领域，未来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意义甚至不亚于蒸汽机、电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而目标的达成，需要的是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共同努力。它将深刻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能源、环境、气候共赢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