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五道口系列讲座——2060碳中和:构建新经济

发布时间:2021年6月2日 16:46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等部门预计,中国碳领域投资规模估算约70-140万亿,发展前景广阔而任重道远。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如何理解“碳中和”将带来的深刻结构性变化,把握住未来五到十五年的发展机遇点?



2021年5月30日,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的"2060碳中和:构建新经济"主题讲座特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展开对话,讨论“碳中和”大背景下的发展趋势。

朱民表示,减少碳排放会根本上改变能源结构,煤会逐渐退出,能源变化会引起整个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这三个耗能最主要的部门的能源结构性变化。同时也会影响到经济变化与个人消费习惯的变化。当前中国所处在的能源结构调整关键期,也希望借此机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刘世锦:碳中和目标推动推动下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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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表示,"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潮流。目前全球范围内,126个国家已提出“碳中和”目标。中国目前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总排放量的27%。部分人认为中国加入减碳的行列,将有碍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作为碳排放量最大且负责任的国家,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所以我们更应积极地加入全球低碳减排的队伍中。


目前,中国采取低碳或者零碳技术和产业体系,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主要有以下优势。


第一,提早转型有利于降低转型的重置成本和沉没成本。从发达国家的例子来看,其是在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着手转型,这也致使转型前的有相当一部分的生产成本、运营成本、投资成本是无法收回的,而中国不少产品仍未达到需求峰值,可直接由绿色产品替代。


第二,中国经济增速较高,可以为后续绿色产品的创新与推广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比如近期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第三,中国在绿色技术、产业领域有一定的积累。不同于历次的技术革命,我国很多技术处于劣势,在此次低碳减排的赛道上,国内的一些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已经处于并排跑甚至是领跑的位置。正因如此,我们很可能因此获得技术和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第四,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助力绿色发展。放眼全球,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数字技术已开始在能源制造业、农业、土地利用、建筑服务和交通等领域崭露头角,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关解决方案。


第五,我国的制度和政策优势。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财政货币制定能力,都在整个社会向“2060碳中和”目标前进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引导效果,也利于后期绿色领域的产权界定和市场形成。


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

在谈到"技术创新"时,刘世锦说,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要靠"绿色技术"驱动,实现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在"绿色技术"实施过程中,我们要努力达到如下三个目标。

  1. 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

  2. 少排放或零排放;

  3. 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竞争力的低成本,如光伏发电。


制度创新: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

针对"制度创新",刘世锦表示,从全球范围看,绿色发展还处于"看上去很美好"的阶段。欧美国家推动发展碳排放权市场,但基本上基于自愿减排,中国也是如此。简单来讲,就是缺少可持续的微观基础,中国现阶段减排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政策推动和道德感召。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和慈善获得。


基于上述背景,"绿色责任账户"的概念就此诞生。"该账户建立的原则是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主要由GDP、生态元、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排放四个要素构成,通过“绿色账户”的建立使各相关主体明确减排责任并在一定时期内平衡账户,国家层面的碳中和目标通过各相关主体减排责任分解落地,最终达到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刘世锦说道。



邹骥:从发展路径创新的视角来谈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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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骥从发展路径创新的视角来谈"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问题。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碳中和",并把它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观测和原理已经表明气候的变化;二是气候变化带来了诸多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个是全球性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三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要采取很多措施,其中"碳中和"是最基本的重要措施;四是我们既有的现代化的目标,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我们一堆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五是中国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是高度重合的。


此外,邹骥还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轨迹具有的历史特征出发,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以较低的峰值水平和人均收入及较短的平台期达峰,这是中国做的一个前无古人或者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二是以较短的时间或较快的速度(较快的结构转换速度和技术创新周期)达到"碳中和",过程很艰苦但又是必须做的。


对于"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协同效益可以助力现代化的进程方面,他从四点进行了说明:一是提高能源与资源效率是双碳的首要贡献者,可通过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撑长期增长动能;二是绿电驱动的提高工业、建筑和交通电动化可摆脱环境约束,提高能源服务品质,替代油气进口,缓解能源进口安全压力,替代的进口油气外汇更多用于引进人才、购买技术和服务的开销;三是高品位空气质量协同效益(为老龄化社会脆弱人群提供符合WHO指导值的低健康风险空气质量);四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低碳转型相向而行,减少未来贸易和投资冲突战略风险,提供对冲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稳定剂。


在"碳达峰"发展路径创新的优势与劣势方面,邹骥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优势方面可以归结为五大方面:一是全球化的投资、贸易和技术转移溢出效应。二是技术产业化能力,中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塑造供应链的能力。三是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支撑作用显著。四是庞大市场规模稀释成本的能力。五是举国体制(金融体系和国企)在改变能源供给结构方面的独特能力。劣势方面则是需求侧响应渠道不畅、堵点多,提高效率实现动力不足,并通过数据分析,对各地方"碳达峰"进展进行了分组及全国"碳达峰"的进度进行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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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整体而言,预计大约在2025年前后,中国大概率的会达到峰值。而还有争论2030年达峰拖到2029年12月31号、或者认为峰值越高越好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应该主动尽早达峰,才能为更难的碳中和留出更多的时间。对于低碳转型的驱动因素,大道至简看四个主要指标,碳强度,能源强度,人均GDP和人口


对于产业与区域发展的含义。邹骥表示,首先,从能源产业来看。一是改变中国能源版图,因地制宜解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二是通过市场迭代加快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技术学习曲线下降速度;三是煤炭转型,这是核心,中国特色从散煤(居民取暖、中小企业等)和工业过程煤(做水泥、炼钢、炼铁等)起步,严格控制电煤增量,减少资产沉淀和锁定;四是低碳城镇化(建筑和交通),在都市圈和乡村低矮新建建筑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走向柔性建筑或虚拟电厂,构建绿电驱动的轨道交通体系,在东部大都市全面推动交通电动化,优化交通体系;五是传统高载能制造业数字化融合以提高能效和非碳工艺转型。


邹骥还表示,新增长的逻辑是改变财富构成,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制度保障。一方面的逻辑是要提高碳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占比。如果说过去40年,在房地产钢铁汽车建筑这些方面,是支撑增长的主力军的话,那么未来40年绿色低碳发展它将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里边的逻辑就是:要树立更严格的目标划定,碳资产边界;向市场主体有偿分配碳资产产权;培育碳市场交易碳资产,发展碳金融,发现炭价格;刺激低碳投资和技术创新。另外要确立碳资产产权地位和制度基础,培育碳定价的机制,这里边包括碳市场也包括碳税交易体系。还要发展和建设政策基础设施:信息与规制,像数据、报告核查等等。还有发展两类政策体系:一是行政命令、规制许可;二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比如控制减碳成本的碳税体系(分散排放源),控制碳总量的排放交易(集中排放源),发展碳金融。之所以做这些都是为了上游可以完成减碳目标,对下游进行刺激激励,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让碳价水平高于减碳目标,当你高于的时候,它去减碳就有利可图,减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碳目标。


张永生:2060碳中和,打造绿色繁荣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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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中和"共识
张永生表示,"碳中和"带来的变化会与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无论是它的强度、速度还是冲击范围,许多方面都会推倒重来,大量新的机会会出现,很多产业会淘汰。"碳中和"不仅是节能减排问题与技术问题,还是工业革命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化。

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各国无法就"碳中和"达成共识,因为许多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础上的,他们无法让渡发展权。短短十年过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现在有132个国家和地区承诺了"碳中和",他们的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75%左右,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左右,经济总量占75%左右。大多数国家都愿意承诺"碳中和",说明这个领域具有很大的机会,他说道。

承诺碳中和的国家和地区中,有70%左右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下,碳排放要先到高峰再下降,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承诺“碳中和”,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低碳“起飞”,不需要通过“先污染、后治理”来发展经济。这是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很难实现的,说明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谈到"碳达峰"和"碳中和"区别时,张永生表示,"碳达峰"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也能达到,而"碳中和"必须依靠发展模式根本转变。不彻底转变发展方式,达峰100年也无法实现"碳中和",反而会被锁定在高碳状态而绿色转型不只是技术和效率,更是发展范式转变。生态视角下的发展方式转化,从发展的内容到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比如传统的工业化是以物质财富消费为中心的,而在新的增长模式下,出现了消费主义、过度消费,就像一个人拼命吃东西再拼命减肥一样,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发展本末倒置,而我们需要回到发展的初心,绿色转型要实现从发展理念、资源概念、生产和消费内容、商业模式、政策等发生根本转变。实现美好生活的概念要用不同的内容来满足,而不同的内容对应不同的资源概念,基于知识、创造等,资源的物理性质是不一样的,需要的模式和企业的组织模式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转型会带来商业模式的大幅改变。

在后疫情时代,"碳中和"将彻底重构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经济体系和空间格局,包括农业(我们可能需要第二次农业绿色革命)、建筑、能源(低成本能源)、交通体系等多个领域。
 
碳中和:中国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十八大以后,我国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思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减排负担论"转为"减排机遇论",从"要我减"转变为"我要减",不再把环境保护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保护环境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如果充分考虑外部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等,那么保护环境对于经济发展是更有效率的。另外,环境保护会驱动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程度,比如从高碳结构跃升到低碳结构,从能源车跃升到电动车,都会让经济更有竞争力。而中国早就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张永生指出,"碳中和"新发展时代,对全球都是新生事物。"碳中和"代表着全球工业时代的结束和新的发展时代的开始,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正好和中国新发展阶段有一个时间的巧合。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多是在追赶西方。但现在我们发现,西方的碳排放、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态环境也做得不太好,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并不大。如果说工业革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世界作出的重大贡献,那么绿色发展就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机遇。

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有两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是1978-2020年,我国更多是向西方学习,采用传统工业化模式,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全球南北差距很大。第二个"四十年"是2020-2060年,我们有信心将采用绿色发展模式,引领世界,让全球共享繁荣成为可能。

未来,谁能成为全球绿色转型引领者?中美欧经济总量占全球60%左右,排放近60%,而划时代的转型,需要市场与政府的强有力协调。中美欧各有优势:美国尽管是世界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引领者,但由于行政与国会、党派之争、联邦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等制约,难以在减排上大有作为;欧洲尽管有很深的绿色理念,但各国自行其事;中国在新能源、电动车、互联网、5G、AI、特高压、基础设施等代表绿色经济方面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有政府和理念优势、法律和制度保证、可行的线路图和部分绿色技术。
 
中国的碳中和战略
最后,张永生说道,中国的碳中和战略思维,应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理解"碳中和"战略。"碳中和"战略方向是"低碳经济+低中和",而非"高碳经济+高中和"。"碳中和"从现在就采取强有力措施转变发展方式,而不是"碳达峰"后开始。抓住"碳中和"的战略机遇窗口期,从2020年到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碳中和"应以整个国家范围为实现单位,而非要求每个地区和企业都实现"碳中和"。同时加大措施抵消对"碳中和"的冲击:特定行业、地区、群体。

中国的"碳中和"路线图可以总结为"两个替代"、"两个脱钩"、"达峰"和"中和"。"两个替代"是指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用能电气化替代。"两个脱钩"是指电力与碳排放脱钩,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达峰"是指电力2025年达到45亿吨,能源2028年达到102亿吨,全社会2028年达到109亿吨。“中和”是指2055年达到14亿吨,其中碳汇10亿吨,捕获4.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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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确立所涉及的社会层面极其广泛,早已超越了能源、交通等具体领域,未来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意义甚至不亚于蒸汽机、电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而目标的达成,需要的是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共同努力。它将深刻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能源、环境、气候共赢和可持续发展。